简介:
刘霞辉,男,1962年出生,湖南岳阳人。1979-1983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学院地理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导,国务院特贴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代主任常务副主编。研究领域集中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结构变化与就业、宏观经济稳定、行业与企业战略等领域。现任中国战略研究会经济战略专业委员会主任。主持完成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1项,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1项,完成多篇经济增长理论与宏观经济学方面的论文。《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一文,开拓了一个新研究思路,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六届优秀成果二等奖。
刘霞辉1983年夏天从华师地理系毕业后,回到湖南老家岳阳电厂子弟学校任地理教师。按当时的教学安排,教初中一、二年级和高一年级地理课程。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从农村转到城市,虽然当时他所在的企业是典型国企,但也有了部分部门开始改革。在此背景下,虽然在大学期间他喜欢自然地理,但在当时改革预期和大环境下,准备报考经济地理方向的研究生。在备考的关键时刻,当时在中国科学院读研究生的同学彭仲仁给他寄来了由孙敬之和刘再兴等先生所著的《中国经济地理》,使他知道中国人民大学是当时经济地理教研重镇,并于1985年春季幸运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刘再兴教授的研究生。当时教学条件不好,先生教的东西大多是油印材料,缺乏系统训练,刘霞辉认为他的基本功不扎实,这为他后来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留下了些许遗憾。所以,1988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没出国、没读博,也没从事教研工作,而是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一个刚成立的国家部委,从事劳动工资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在此期间,他进行了大量调研和政策工作,但自我感觉收获有限。为此,1993年春,他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从事专业经济学研究工作。
1988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没有系统接触过经济地理的东西,一直做宏观经济,没有空间意识,不考虑地区间差异。但从2000年将专业方向集中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后,久已放弃的地理学思维和方法又回到了专业研究中,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学更是成为了他的重要分析工具。
他做经济增长研究与当时以经济增长要素分析为中心的方法不同,更关注的是长期的、一个经济体国民财富的总体变动规律问题。他注意到,经济增长在不同的经济体有明显差异,如果将全球所有经济体的经济水平与增长率做一个简单加总和平均,则可以看到高水平经济体的增长率一般低于低水平经济体的增长率。在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对此解释是收敛规律的结果,但他想问的是进一步的问题,即这种高低切换的收敛性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实现的,其背后的机理是什么,从而衍生出可能的经济演化规律和政策含义。通过与大自然中同样有生长过程的各类有机体比较,可以观察到,受大自然能量总量与分布差异的影响,生物体的成长会呈现S型的路径,并走向均衡。经济学中也曾有经济史学者提出过一个经济体S型成长的假说,但没人去构造一个理论模型去证明该假说。经过多年的准备,他于2003年夏天在《经济研究》上正式发表了“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一文。该文用一个广义热方程证明一个成长型经济的长期增长路是S型。他所得到的主要结果是:
第一,对一经济体来说,经济增长过程并非伴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使人均产量呈递减的增长趋势,而是将人均产量增长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在人均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的增长阶段,图形凸向原点。这表明在经济增长的该阶段中,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人均产值也呈加速增长之势,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这时的经济增长是超越常规的快速成长期,所以被经济学界看成起飞阶段。这一阶段发生在人均资本存量较少,有大量人力资本有待开发且经济已进入起飞阶段的时期。虽然从每个劳动者个体看遵从产出随资本存量增加而递减的基本经济规律,但从一个经济体的总体看,过去没有资本的潜在劳动力不断进入真正的劳动过程,导致资本存量增加与产出同步增长的结果,将这一结果平均到每个劳动者则得到人均产出随资本存量增加而递增的结论。该结论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也解释了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不一样。
第二,一个经济体的加速经济增长并不是永远持续的,而是有时间限度,即当人均资本存量达到某一水平时,在该处存在一个拐点,也就是增长速度的极大值。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到该点后,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进一步增加,人均产出将在越过该点后呈递减的增长趋势,其后也就是遵循新古典增长的足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折,经济学解释是标准化的,因为尚未利用的人力资源基本开发完后,则每个劳动者都遵从个人产出的增长速度随资本存量增加而降低的规律,自然人均产量增长也依这一趋势变化。由此可见,一个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时期在整个经济增长时期中必然是非常短暂的,这一过程的持续时间长短决定于待开发劳动力资源的多少及开发的速度。一般情况下,经济起飞前劳动力闲置越多,该经济体会维持一个相对较长的加速经济增长过程。
为了建模的简化,他当时考虑的主要增长要素是人均资本存量,就是人均拥有的物质资本量,也可理解为人均生产工具的总价值。这样的思路是符合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实际的,但文中没有专门去细化人力资本和创新的具体内容,而将它们综合进了人均资本量;同时,将环境和资源消耗等因素综合为高阶的负增长要素减掉了,但也未做分项的细化处理。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他一直在细化和具体分析上述综合处理的因素。该文奠定了他的研究方向,也成为他带领的课题组长期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并成为政策研究的基准平台。该理论是他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目前,他的理论研究仍然集中于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阶段性问题,如结构转型、创新、人力资本等,但将主题作了进一步细化。